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出“轴心时期”（Axial Period）的观念，用以概括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等地区的文化突破。按雅氏的说法，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人类开始拥有了觉醒意识，意识到整体、自我存在的意义与限度，从而结束了持续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更重要的是，雅氏以为，从轴心时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统一的结构。

1989年《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出版发行标志着“轴心时期”概念的引进（1989年，魏楚雄、俞新天译，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出版）。

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期”的上述基本观点，引起中国史学界、哲学界相当普遍的赞同性回应，人们似乎从雅氏的描述之中体会到了一种扬眉吐气，中国终于被西方人认为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文明之一了。

1985年到1988年我参加了浙江农业大学（今浙大）经济管理专业函授班学习。1987春季到浙农大面授期间，在校园书店买到《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的历史学卷。作者系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76年，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本书的起草，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I·S·科恩和哈佛大学教授K·O·戴克的协助下，历时两年，完成本书，经过集体讨论后定稿，用英文和法文同时出版。中译本按英文版译出，同时参照了法文版（《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译者，杨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全书共分七章，对战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势作了系统、全面、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前三章概括了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历史主义的兴衰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对西方、苏联和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研究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起点、途径和主要特征以及当代主要新史学流派的兴起作了精辟的分析;介绍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结合、渗透和交叉的必然性和产生的成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学新分支和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并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优缺点，特别是对计量史学的功用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价。

书中第五章《探索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第二节“世界史的前景”中讲到雅斯贝斯，只有78个字，原文是：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提出过关于“轴心时期”的概念，他认为在“轴心时期”，世界上所有重大的文明中，人类生活基本条件和思想都在同一时间内发生了决定性的历史性突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第2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

说实话，我当时不可能从书中关注雅斯贝斯“轴心时期”的概念，而是关注书中的以下三点：

第一，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历史主义的兴衰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

关注这一点，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而是出于历史的情感。因为之前从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杂志上读到一组组数字有很深的印象。

据统计，在过去人类文明史的5500年中，共进行过14513次战争，死亡35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40个国家的领土上进行了战争，死亡总数为5千万——5.5千万人，受伤者达3.4千万——3.5千万人(其中2千万——2.5千万人成为残废者)。另根据联合国材料，世界军费开支的总数超过6500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保健和教育费用的几倍。根据联合国专家的计，如果世界大部分军费开支转为对和平部门的追加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消灭饥饿、疾病和文盲（《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全球问题的科学概念，[苏]H·T·弗罗洛夫，第79页）。

第二，在西方人眼里，在中国，以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基础，扭转历史研究的方向，则以顾颉刚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为标志，也就是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并认为，西方历史学在三个不同阶段上对中国发生了影响。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注重于应用和吸收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创立的研究方法,即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方法，以及那种尽一切力量搜集事实并且千方百计地追求准确性的学术态度。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尤其在辛亥革命后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这种影响才逐渐地被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所取代。德国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种影响之间的较量，直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在中国才得到解决，但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在这场胜利之前已经稳步地获得了立足之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第1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

第三，本书在后四章中，作者着重阐述史前史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历史学的重大发展以及“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消亡。书中已有学者呼吁历史学家“抛弃一元化的文明观”，并且“接受不可缺少的多元化的文明观”，竭力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无论这个中心是指华盛顿、莫斯科,还是指北京，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来取代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第25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

正因为有了这个读书基础，1989年，读到魏楚雄、俞新天译，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时，没有那种扬眉吐气的激情。

雅斯贝尔斯把人类历史确认为三个阶段：“史前”“历史”“世界历史”。所谓“史前”，即是西方、印度、中国进入“轴心期”之前的状况，那些未曾实现“轴心期突破”的民族，在他们与任何一个“轴心期”文明接触而被“拖入历史”之前，也都处于“史前”状态；所谓“历史”，即是三个“轴心期”文明以及受其影响的民族所展开的历史；所谓“世界历史”，则是完全由西方的科学技术直接导致并推动的，它肇始于1500年至1830年这一段时期，但真正开始于20世纪，作为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世界历史”即是“世界和人类的全球统一，今天它正在成为现实。它展现了真实的全人类的世界历史”（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第84页）。

雅斯贝尔斯认为，“世界历史”仅仅是西方“历史”向现代的持续性突破而展开的，与印度、中国这两个“轴心期”文明无关，因为印、中两国虽然实现了“轴心期突破”而进入了“历史”，但他们的历史完全是复沓的，“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同上，第71页）。仅仅是“过去时”的延续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历史”，正因此故，中国文化一元的形式，终究使“精神生活变成了静止干瘪的木乃伊”（同上，第72页）。正是精神生活“木乃伊式”的僵死，使中国虽然进入了“历史”，却终究又丧失、沉寂于历史。在承认印度、中国与西方并列而进入“历史”的前提下，又通过印度、中国“历史”本身之历史性的否定，而肯定唯有西方这一“轴心期”文明才真正代表了人类共同的“世界历史”之终极“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这便是“世界历史”的共同命运。

那年头，互联网没开通，没有条件了解有关学术研究动态，读完《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后，首先想到顾颉刚与闻一多。

顾颉刚先生曾指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象。种族的偶象是黄帝。疆域的偶象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上古神话新探·三皇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第54页)。

闻一多先生可能是我国最早明确意识到轴心时代现象的学者。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1943年作)中有过涉及到轴心时代的说法，“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正因为如此，不喜欢以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大历史观的架构。

本文的标题为“轴心时期”概念的引进与开发，是出于起初确实是“引进”思考的。

据有关学者介绍，雅斯贝斯的研究纲领起初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回响。直到1972年，中国思想史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向美国Daedalus杂志提议以雅氏的“轴心时代”观念探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文化状况，这个提议很快获得杂志编委会通过，并于1972年9月及1973年9月分别在罗马及威尼斯召开讨论会。70~80年代，以史华兹和艾森斯塔特为首的一批社会人文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数次大讨论，形成了被称之为文明动力学的历史社会学新分支，而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轴心时代的起源，即发生学方面。

2000年伊始，香港中文大学主编的《二十一世纪》杂志连续两期以"轴心文明与二十一世纪"为主题的专辑中,集中深入地讨论了轴心时代和所谓的"第二轴心时代"课题。如金观涛撰文《展望第三个千年》，提出轴心文明在当代复活的可能性问题(总第57期);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谈枢轴时代》一文认为，以科技文明为主的当今时代，比轴心时代更有价值(总第57期);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思致深邃，其所提出的中西文化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的思想新颖独特(总第58期);台湾学者张灏的《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视野开阔，资料丰富(总第58期);香港学者陈方正在《全球未来文明展望:憧憬与疑惑》中回顾了轴心文明说，讨论现代轴心文明出现的可能性问题(总第58期)。

杜维明教授对于与轴心时代有密切关系的第二轴心时代的鼓吹可以说用力最勤。汤一介先生也极力鼓吹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另有不少学者近年来积极介绍国外第二轴心时代思潮，并全力鼓吹第二轴心时代的观念。杜维明、汤一介等学者敏锐地看到轴心时代课题的重大学术和现实价值，在鼓吹、倡导研究轴心时代上功不可没，但他们的研究，一般停留在对轴心时代现象史料的整理和描述上，而没有能够深入其内作出有创意的深度剖析，总体上说都有大而空的宏大叙事之嫌。

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自觉地切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

回顾头来，1989年6月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专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由魏楚雄、俞新天翻译出版，无疑让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和思想史学界),第一次比较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两位译者在前言中，对雅斯贝尔斯的人类历史分期、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做了一些介绍。此外，译者也注意到中国资源对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雅斯贝斯的历史观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在全书中可时不时地看到”（译者序，第11页）。

2018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李雪涛译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到2022年1月第五次印刷，使“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普及。

2023年《社会主义研究》第2期，发表了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杨非非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任晓伟的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创贡献研究”成果：《文明新轴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序超越》，表明，“轴心时期”或“轴心时代”已切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入开发的新阶段。

202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