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老子儒道的对立、互动、互补已作了“大哉问”。

“过秦论”与“农战论”的二元对立历练了二千余年，仍然需要从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高度进行“大哉问”的。

汉朝初建之时,君臣纷纷检讨秦亡教训,为什么强大的秦帝国二世即亡? 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啊。贾谊的《过秦论》是其中的名篇。

贾谊总结出一句话,秦朝灭亡是因为“家国”“仁义不施”。

在贾谊看来，皇帝用强权酷律约束官吏,官吏又依恶法整治老百姓，这样的统治能长久吗?只要老百姓不自愿服从，陈胜、吴广就不可避免。

他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生前不但讲要行仁政,还提出不同于秦制的制度改革方案。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很想重用他,反而令他遭嫉妒,受到排挤。但秦兴秦亡的历史教训,汉初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实践,直到汉武帝时,才走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安民之路。

再来看商鞅(前395~前338)“农战论”。

两千年前中国农战论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农战政策思想，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为世界思想史所仅见。

商鞅，中国战国时期卫国人。曾在秦国执政21年，两次变法，实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为当时的秦国富强进而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他提出的农战政策，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秦国起了重要作用。

商鞅在前人既重视农，又重视战的前提下，提出把农与战结合起来，并视为一国基本国策，并进行多方面的说明和论证，从而构成农战论，则是商鞅所首创。

商鞅的农战思想，主要体现在《商君书·农战篇》中。他主张农战的逻辑是按照如下思路发展出来的。

他首先肯定“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即一个国家的兴盛，有赖于农业和战争，因为国家要依靠农业和军队才能安定，君主要依靠农业和军队才能有尊严。这是当时中国在如何解决统一问题上的一种政策主张。因为在当时群雄纷争的时代，战争既可以保卫国家的疆土以免于敌人可能的侵袭，又可能扩大封建国家的疆土，而农业是当时兵士和人民生活资料的绝对来源，故农业与战争是当时普遍被重视的两件国家大事。

那么如何将农与战统一起来以形成国家的政策呢?

商鞅认为只有农民才能提供人民与士兵的粮食，才能提供士兵的来源，他说:“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此外，要使人民归心于农，还因为“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也就是说，农民朴实诚信并很重视自己的居里，很便于被驱使去为政权主体进行忠勇的战守。

商鞅贯彻农战政策的具体办法是“作壹而得官爵”，即人民除农战而外不能以任何方式取得官爵，亦即所谓“利出一孔”。由于官爵的取得以立军功为条件，而取得官爵意味徭役的免除和享受廩食(由国家发给粮食)的待遇，故从事农业本身虽不能直接得到官爵，而人民要得到官爵却必须以从事农业为先决条件。因此，所谓“作壹”，所谓“利出一孔”，事实上就是作壹于农或利出于农。从商鞅的逻辑来说，农战就是重农，重农是为了战争，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正因为商鞅将治国和强兵的基础都建立在农业上，故对奖励农业的措施，规划得无微不至。其中奖励农业的政治措施主要有:(1)直以手段积极予以励;(2)直接以政治手段限制非农业活动;(3)对农民的，使其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4)限制不农的活动者等。奖励农业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一是增加农业人口;二是提高粟价。三是实现粮食贸易管制;四是推行有利农业的租税政策等等。

将“过秦论”与“农战论”并列重提，旨在指出，在“短点”某个历史时期，他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性是存在的，但是，若着眼于“非短点”长期性的历史过程，“继承与创新”的二元互补，甚至，挖掘前人的经验积淀与优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二元动力，又是客观存在的。

家国同构至少自秦国开始施行，从贾谊到汉武帝并没有放弃家国同构，而是选择孔子儒家对家国同构进行了全方位的再造。

在孔子以前家并不是社会基本单元,当时社会基本单元是贵族的氏族,并不包括大量的庶民家庭。

先秦文献中,家与国常对举使用,如“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桓公二年》）,其中“国”是指天子分封诸侯的领地，“家”是诸侯分封卿大夫的采邑,家和国是政治行政的治理范围。周礼是为这些有身份的贵族制定的，按照他们在政治和宗族关系中的不同等级身份，规定了相应的婚丧嫁娶、祭祀礼仪,这些礼仪与庶民无关,这就是“礼不下庶人”。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随着贵族“氏”的消亡,出现了大量的家。战国时期家的兴起，主要是配合列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为了更广泛地汲取社会资源，各国采用了不同的管治基层家庭办法,编造户籍,授田赐姓给平民。在这一方面,秦国做得最彻底。商鞅(前395~前338)变法时,针对三代同居、兄弟不分家的家庭常态，曾两次立法,只允许未婚子女与父母同居,成人结婚后必须分居（《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十年后再下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以上参见(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前者即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顽布的《分户令》;后者则为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重申《分户令》之主张。关于两次分户主张，可参见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9-40页）。秦国因此而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最后统一中国。

汉代以后,户也是选官、分配科举学额的依据。户籍制从秦汉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的实际进程，《二十四孝图》列在首位的舜还处在伙婚制时代。从传说可以知道，舜时的家庭制度群婚的成分比较多，并保留着母系的成分,所以这样，与当时的生产力比较低下有关，同整个社会组织状况有关。传说舜降生前有凤凰托梦，而这凤凰又自称为“鸡”。我们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推断当时畜牧业刚刚兴起呢?部落的发展,氏族的形成，畜牧业的出现，是决定舜时的家庭制既可能比血缘庭先进又可能比个体婚、对偶婚家庭落后的物质基础。

到了禹，不管有关他的传说多么的不一，但是在禹只同涂山氏一人结婚这一点上，则是不二的。这就同舜娶娥皇、女英亲姊妹俩为妻大不一样了。只娶一人，就是一夫一妻制了。尽管当时也还可能会有人行伙婚制，有人行对偶婚制，但是作为君王的禹只娶一人，那就标志着个体婚在萌芽。

另，也不管在禹传子这一点上，传说作了多少种解释,但是在客观上总归是“子袭父位”了。传子既是私有制的标志，又是个体婚产生的前提和得以存在下去的保障。男子从多偶到单偶，目的是为了传子。只有行一妻制,继承人才能选得准确,目标集中。

这里，从孔子逆溯到禹、舜目的，是为突出秦国两大历史遗产今人不能遗忘：

——历史上中国以至于近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行的基础是秦国奠定的，这是第一。

——第二，家庭成了社会基本单元。

从思想史来看,虽然孔子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大量核心家庭,但它们是列国政府为富国强兵而推行编户齐民的结果,官方并没有意识到家作为儒家伦理载体的重要性。汉承秦制,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全民必修课,提倡孝道,不同形式的家庭、大家庭和家族才最终获得了正当性并得到不断强化。商鞅制定的强迫分家法令,经过两汉五百年,到八百年后的魏晋时才最后废止。

可见,从先秦以核心家庭为主的户,到作为儒家伦理载体、社会组织基本细胞的家,是需家官方意兴形态对社会形态长时期塑造的结果。这一过程,虽然漫长却不可抗拒。

在人类历史上,把国视为家的放大是一个大发明,从来没有第二个文明是像中国这样的。

这是东方中国，轴心文明之后，独特的历史的实际进程！？

孔丘是一个踏遍坎坷路仍不平的凡人！唯有在“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真实性的历史进程中，才能章显一个伟大的孔子！？

真实的历史就如此简单！！！？？？

(图片来网络)

2023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