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舍生取义出於《孟子》。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子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年少时做过许多卑贱的粗活。春秋时期，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不屑于干这些卑贱的粗活的。孔子对自己的出身没有隐瞒，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

在春秋晚期,孔子奠定了以儒学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开创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和制度正当性根据的文化大传统。相对于庙堂之高，孔子三岁丧父，主要是母亲颜氏在他幼小的心灵播下的“道德”种子，落于江湖之远的田野，抽芽长叶，经风经雨历霜寒，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儒家和对其反思、批判、部分否定和全盘否定的种种思想,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博大而深厚的基础。

先秦儒家文化的形成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孔子完成了超越突破,奠定了中国式超越视野以及儒学的大框架;接着,孟子认识到道德是向善的意志,从心性论角度强化了孔子对道德来源的论述,并明确把仁政作为政治统治正当性的基础。荀子(名况,前313~前238)则区分了作为向善意志的道德和道德规范来源的不同，论述儒家的王政和教化理论。

孔子主张以道德为终极关怀,人可以从社会中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这就是“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集注·里仁第四》）他还提出追求这种道德理想,不是靠外在的神或知识，必须靠自己的修炼。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君子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集注·宪间第十四》）只有自己恭敬地修炼,才会心安,安他人、安百姓,孔子的这种超越视野,规定了儒家文化超越突破（相对于其它轴心文明）的类型和起点。

虽然孔子的政治主张是回到周礼,但孔子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超越突破。并且，孔子把周礼与周代贵族的宗族群体来了个大剥离，落实到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追求和实践的道德上。

也就是说，孔子之前的世界是贵族的宗族群体的，孔子之后的世界是人的，人与人的人人世界。

当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等，都可以从孔子的这种超越视野、超越突破中找到同源、同息、同构的源头。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这句话中“道”不是一般的“道理”、“事理”，而是特指儒家的“仁义之道”。懂得了仁义的 道理，就应该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它，有时为了捍卫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为的就是推行他的“仁政”。然而孔子的政治主张得不到统治者的采纳，不得已，转而讲学授徒，希望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通过他们去宣扬他的思想学说，去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孔子为“道”而生，为“道”而死。

另一方面，“仁”作为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跟孔子同时代的人没有被称为“仁”的。在孔子看来能够达到“仁”的 都是古之圣贤：泰伯、文王、微子、箕子、比干、管仲。

“仁”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是有高低之分的。我们可以自觉地加强自身修养，以“仁”的诸方面的美质要求自己，一步步的向着最高境界靠拢。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提高的过程， 这个过程没有止境。一个人只有勇敢地挑起“仁”这一重担，不断克制自己的 欲望，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同时还要自觉地按照国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习惯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不能超越礼仪去行事，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道德修养。坚忍不拔的走完这一艰难的过程，就一定 能够达到“仁”的最高境界。这一艰难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生，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则是世世代代。“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可以说是孔子道德理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

这就是把“仁”看作最高的道德 修养，且高置于生死之上。后来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义”是“合理的事、应该做的事”。

孔子的“杀身以成仁”、孟子的“舍生而取义”正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话的最佳注脚。

正因为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年少时做过许多卑贱的粗活，他的“仁政”更为兼顾民生贴近民生的。

孔子有一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集注·季氏第十六》），这并不是平均主义，是均衡。用朱熹的话说:“均，谓各得其分”（《论语集注·季氏第十六》）。孟子在这一点上，他既讲了一个人必须纯化向善的意志,不断修身,才能成为君子;又大讲仁政,把道德作为政治秩序和社会行动的正当性最终标准,并细化以道德建立社会秩序的方法,提出明确的经济分配原则。孟子认为,赋税征收应按尧舜之道,即十税一。比这个轻了或重了,都不对， “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下》）。

孟子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主张：

之一，孟子把孔子对道德的知明确地表述为应该、可欲的,他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给出了善是道德可欲性和普遍化的指向，而道德的实现则是求诸己；孟子是从这一角度来区别墨子(名翟,约前479~前381)和杨朱(约前370~前319)的,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下》）。

孟子把道德强调到这个高度,大骂不守礼的人与禽兽无异,这些话成为两千年来道德卫道士的依据,在今天看来确实很霸道,令人不舒服。其实,每一种超越突破,特别是在确立超越突破的初期,往往把终极关怀视为人的本质。希伯来宗教将不追求灵魂救赎的人视为异端;希腊哲学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没理性的妇女儿童都不算公民,不能参加公共政治。

之二，提出性善论。

之三，传统政治的核心是君王如何治理天下,孔子提出了以君臣父子之礼和仁政为内核的道德政治,孟子进一步发展为一整套仁政论说。

孟子的重大贡献,是使修身成为儒家道德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集注·公孙丑章旬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一直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历代道德精英的修身论述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过。

先秦诸子尚没有使用“修养”一词,但常用“养”字来谈有限生命如何应对无限意义的问题。庄子(名周,约前369~约前286)和孟子都认识到，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寿命长短,庄子主张顺其自然地保身全生;而孟子主张,生命长短不由己,唯一可以自己主宰决定的事,是在有生之年以修身来安身立命。孟子提出存养、养心、养气等有关修养的概念,强调独立人格的自我修炼，追求与天地合一的价值。孟子的性善论是其修身理论的基础。只要坚持养心不懈,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参见《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参见《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使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圣人境界。

先秦儒家发展的第三阶段是荀子。他提出了一个与孟子相反的性恶论。

道德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向善的意志，另一个是向善的意志所指向的一套伦理规范。相对于孔子，孟子与荀子在向善的意志上没有质的区分，有殊途的在向善的意志所指向的一套伦理规范上。孟子认为向善的意志一定能推出道德规范，是因为他的儒学是建立在心性论的性善说之上的。荀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各种欲望,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以说人性恶。假定人性恶,如何使向善的意志克服恶的本性,使为善的道德成为人生的最终意义呢?人又如何能做出符合道德礼仪的行为呢?荀子的方法是以外部确立的道德规范来约束、改造人性恶。

显然，孟子的“性”是指人的心灵有价值自觉，荀子的“性”则是事实义。荀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各种欲望,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以说人性恶。假定人性恶,如何使向善的意志克服恶的本性,使为善的道德成为人生的最终意义呢?人又如何能做出符合道德礼仪的行为呢?荀子的方法是以外部确立的道德规范来约束、改造人性恶。

既然荀子强调道德规范的根源不在人心,是外在的,那么他必须说明为什么这个外在的道德规范是正当的、人人必须遵守的。在希伯来宗教和希腊哲学中,道德规范的来源也是外在的,一个是来自上帝,一个是来自对道德的认知。荀子与二者不同，他说:“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荀子集解·性恶篇第二十三》）。荀子认为,礼义是由圣人根据自己内心对道德的体悟而制定出来的，而对于一般的生性恶之人，则必须通过学习,遵守这些由圣人制定出来的规范才能纯化向善的意志。

从这里可理解，韩非(前280~前233)、李斯(字通古,约前280~前208)等著名法家为什么都要拜荀子为师了。用今天的话说，荀子更贴近于道德“实践运行”的层次了。

荀子学说的旨意,正是在认识到人性恶以后,仍然要在性恶论的基础上重建儒家的道德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当然是儒家，而且同孟子殊途同归，仍高扬着孔子的“德性我”旗帜！！！？？？

本文插图仍然采用邵礼老师高山仰止与梅竹菊兰傲、幽、坚、淡 “四君子”。

2023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