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傅国涌的考证，金庸的生年是1923年。这一年，就在他存世的第一次海宁潮涨时，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表哥徐志摩正好带了胡适之、陶行知、汪兆铭等来观潮。但举世皆说金庸生于1924年，就连他本人也如此说，甚至袁花的查家族谱也如此载。网上百度是，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海宁市，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金庸的生年不管是1923年还是1924年，有一点是确定的，自他在海宁袁花诞生以来，与他的家乡近在咫尺的盐官，海宁潮大涨已历九十五度。

     青年查良镛

“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弟兄。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

    2004年金庸回母校的题诗

金庸先生曾说：“我的许多创作灵感来自衢州。”金庸先生是海宁人，他与衢州之间的情缘，可用他发自内心的——“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这句话来概括。

从1955年金庸31岁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到1970年46岁《越女剑》封笔，小说创作期限仅15年。作为上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1938年，日寇登陆杭州湾。此时查良镛年方十三，在浙江省嘉兴中学读初二。全校风餐露宿，向南逃亡。抵於潜，历分水、桐庐、建德，住兰溪，经永康，过缙云，翌年一月到达丽水碧湖镇，在合并后的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就读。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金庸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型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

次年上半年在壁报上撰《阿丽丝漫游记》讽刺训育主任，险遭开除，赖校长百般回护，16岁的查良镛转至衢州的石梁中学。又次年，中学发起抗议该校训育主任的学潮，他又被列入“过激学生”名单，又是校长爱才，降低调门，他幸免于失学。十三岁到十八岁，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欲主持正义，反屡次惨酷被伤。这般少年记忆，当然长留于人的心底。他曾说，当年的逃难，可说是一辈子最苦的日子：出生于鱼米之乡，突然缺粮少衣，无家可归，身未长成，终日跋涉，无药无医，忍冻挨饿。

金庸笔下的大侠纵横全国，足迹甚至远及北极冰火岛，韦小宝也曾策划莫斯科叛乱，但他在15部武侠小说创作期间，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说泰半未曾涉足。1948年他入香港《大公报》前，所有的行踪只能说是为形势和生计所迫，历数大致有家乡长成、嘉兴求学、中学流亡、湘西务农、重庆就学和在沪杭工作，1950年曾往北京到外交部求职未果。

对他的这段坎坷曲折的经历还可作点人生道路的延伸。

十五岁出了第一本书,而且是畅销书,内容是关于报考初中的指南。雏凤初鸣,与其说显露出他逼人的文学才华,不如说显示出他精明的商业头脑。

十七岁,遭遇生平第一大劫。那时他读高一,因为在壁报斗胆讽刺训导主任,遭到痛斥,并被开除学籍。他如果从此失学,中华大地也许会多出一个高尔基,但是肯定要失去一个大仲马。

他曾形容:“彼时犹如生死系于一线。”失学诚然是大不幸,即使真的演变到那一步,不幸也会提供由不幸酿造的特殊营养———试看他尔后笔下的主人公,哪一个不曾由患难哺乳?———好在吉人天佑,金庸后来是得贵人相助,转去另一家中学就读。

他的小说,不,应该说整个武侠小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套路:主角常常陷于危难,越是引颈翅首企盼救星,越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急得读者恨不得凿穿时空,亲自下场相帮。然而,直到生死系于一线,再也没有任何退路,这节骨眼上———救星准来!而且是意想不到的人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抗战时期的衢州中学，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国文老师群，王西彦、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曹百川、张厚植、方光焘、屠伯和、何植三等先后在校任教。那时学生每天都要写一篇自拟题目的短文，日记簿由学校统一印发。金庸在作文课上经常第一个交卷，大家争相传阅。

离衢3个月后，金庸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了《千人中之一人》文章。从此文看，金庸对《圣经》、西塞罗、巴尔扎克等都很熟悉，可见在衢州时获得的良好教育对他的文学成长有巨大作用。

  《东南日报》中《千人中之一人》

早在金庸青少年时代，在石梁乡间写下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即已预告了武侠小说家的他。而青年时从石梁乡间到重庆受到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先生等启发，开始关注国际问题，《太平洋杂志》几乎预告了一代报人、政论家的诞生。

  晚年金庸

再对他的这段坎坷曲折的经历作点人才学意义上的延伸。

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是谁把他们设计成功的?爱因斯坦、牛顿、杨乐、张广厚，是谁设计的?曹雪芹、王实甫、茅盾、巴金，又是谁设计的?不是上帝，也不完全是他们的老师，而是他们自己。社会对他们发生影响，他们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对自己发生了什么影响，从而根据不断变化着的自我和环境去选择社会的需要，确立自己贡献给人类的具体事业目标，努力发掘能使自己成才的有利因素，自己设计自己。

“自己设计自己”这一命题，是根据马克思关于“各尽所能”，个人才能全面发展的思想提出来的;是根据现代科学的系统层次自主调节理论提出的;是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提出来的;是从历中各类人才发展的实践中抽象总结出来的共同规律。没有一个成功的人才没有进行过自我设计，实际上，任何一个人每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自己。

在我国广阔的农村中，有不少聪明的孩子，由于他们老是囿于一处，见识狭窄，所以终生无所作为。历史上以至于近现代，我国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几乎统统出生于县以下的城镇或乡村，但他们年青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一个人不曾经历过长途旅行，有不少人甚至远渡重洋。当然，不能把这一点看作是他们成才的唯一原因，但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这一点看，查良镛成为金庸是因为缘定石梁（灵鹫山）是说得通的。

据有关资料，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金庸的抱负与情怀。

金庸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

后者则有金庸《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国家领导人，却很关注他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

也就是说，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金庸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事实是，在很长时间里，金庸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金庸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上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金庸生前肯定意识不到自己用武侠小说把石梁（灵鹫山）及其他衢州的山水传向世界是对衢州文旅融合的一大贡献！？

今天，重要的是，有一个系统工程性质的青少年教育、人才培养与文旅融合带动区域经济文化生态协调性发展战略！？

这就隐含着衢州这个地方的一个战略性逻辑：查良镛成为金庸的战略性价值亟待开发与建设！？

这肯定是金庸生前意识不到自己对衢州地域主导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

2023年9月13日

重要参考：《金庸的衢州情缘》2023年01月02日，浙江宣传

照片来自网络。